四川達州市大竹縣第二小學進行了大膽的嘗試，該校2018年3月開始“請戒尺進課堂”，對違規學生實施輕微懲戒，彼時曾引發熱議。將近一年半后，澎湃新聞回訪該校，試圖了解“戒尺進校”后的效果。

　　大竹縣第二小學“請戒尺入課堂”，實施已有一年多。采訪對象供圖

　　“這一年多來使用戒尺得當的班級，班風、學風都有很大的改進。”大竹縣第二小學校長沈逢春6月21日告訴澎湃新聞，在他看來，“懲戒文化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但有的孩子“過于嬌慣”，加上輿論對于師生關系的敏感，老師們大多不敢使用懲戒權，擔心會被解讀為“體罰學生”。

　　沈逢春說，“懲戒教育”缺失令整個教育生態出現了問題，“一些孩子沒有規矩，不知敬畏，無法無天”。學校會繼續堅持“戒尺進課堂”活動，將長期開展下去。

　　“頂著壓力”請戒尺入校

　　作為一所規模較大的縣級小學，大竹縣第二小學有2000余名學生，接近一半都是留守學生。在2018年3月以前，因父母在外打工、爺爺奶奶過分溺愛，不少孩子沒有形成良好的習慣，違規違紀行為頻發，學校為此想盡辦法，卻收效甚微。

　　“這些孩子，打不得，罵不得，老師們不敢懲戒、不敢放手管，但光靠單純說教，沒有效果。”彼時，沈逢春對此頗為苦惱。“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，是充滿了信任和期待的，他們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束手無策，我們不管誰來管?如果就為了聲譽而放棄教育，我們就辜負了這一代孩子。”沈逢春稱，這是“讓戒尺進課堂”的原因。

　　2018年3月5日，該校在教職工大會上正式提出“讓戒尺進入課堂”的想法。所謂“讓戒尺進入課堂”，即由學校為各個班級配備一把刻有《弟子規》內容的標準戒尺，如果學生違反了校紀班規或老師所作的其它規定，如上課不認真聽講、不遵守課堂紀律、寫作業馬虎或不完成作業、目無師長、品行不端等等，老師就可以動用戒尺對學生實施輕微懲戒，以達到讓學生認識錯誤、改良習慣、心存敬畏、勤學上進的目的。

　　沈逢春說，該活動反復征求了老師的意見。總體而言，老師們對此較為支持，但高年級老師略有疑慮，對使用戒尺很慎重，其原因在于，大一點的孩子自尊心強、有逆反心理。

　　在該校隨后發出的《告家長通知書》中，學校對家長態度進行了調查，結果顯示，僅有約3.5%的家長沒有表示支持，其中，約3%的家長“持保留態度”，選擇觀望，而近0.5%的家長選擇“不支持”，擔心戒尺進入課堂后，會有老師體罰孩子。

　　此外，社會輿論也未必站在學校這邊。“許多大城市的學校和教育專家都提倡賞識教育，對‘戒尺進課堂’是不認同的。倘若看到戒尺出現在學校里，會說‘這個校長沒有水平’。”但沈逢春認為，在孩子家庭教育水平跟不上的情況下，引入戒尺確有必要。

　　“為了孩子們的未來，即使是冒險，也要讓戒尺進入課堂。”沈逢春稱，經過前期準備后，當年3月13日，“戒尺進入課堂”正式啟動。“學校頂著壓力開展這項活動，本意是希望通過發揮戒尺的懲戒作用和威懾作用，幫助學生糾正或改正學習和行為上的不良習慣，引領他們陽光做人、健康成長。”

　　大竹縣第二小學“請戒尺入課堂”，實施已有一年多。采訪對象供圖

　　使用戒尺得當，學風改進較大

　　該活動被媒體報道后，曾引發較大爭議。有網友擔心，“懲戒”極易異化為“體罰”，對學生動用戒尺，也會加劇師生矛盾。對此，沈逢春回應稱，學校對于戒尺的使用流程有明確的規定，具體為“一請二問三懲四慰”。

　　第一步請戒尺，犯錯的學生恭敬地請出戒尺，送到老師手中;第二步是老師拿著戒尺問學生，“老師今天為什么要對你動戒尺，你錯在哪里，將來還會犯這種錯誤嗎”;學生回復后，則進行第三步，“懲戒”。

　　“所謂懲戒就是輕打學生手板兩下，老師在打之前也會自己試一下力度。但是要在班級紀律整頓好之后再打，讓大家見證這個過程，目的是要大家把戒尺當成班級的‘法’，從而知敬畏，懂規矩。”沈逢春說。

　　第四步是“慰”，即心理撫慰。“告訴學生，雖然犯錯了，但是只要改正了，依舊是好孩子，老師依舊很喜歡你。”沈逢春稱，上述措施頗為有效，一些家長曾擔心戒尺進入課堂后，會有老師體罰孩子，但真正實行后，家長們都很歡迎，認為這是好事。“其間沒有發生過一起因為老師使用戒尺，家長不滿意的情況。”

　　但具體到班級，“戒尺”帶來的效果有所差別，比如部分老師對于使用戒尺還是有“怯懼心理”，擔心出事。“相對而言，高年級戒尺使用效果沒有低年級好。”沈逢春說，盡管學校對如何使用戒尺作出了具體要求和規定，但慮及孩子們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，高年段(四、五、六年級)老師對使用戒尺較為慎重;而低年級學生對老師非常信任，很聽老師的話，因而效果更好。

　　“這一年多來使用戒尺得當的班級，班風、學風都有很大改進。”沈逢春坦言。

　　已有地方賦予教師“懲戒權”

　　對于大竹縣第二小學“請戒尺入校”的舉動，《中國教育報》曾在微信平臺上進行投票調查，結果顯示，近8000名網友中，94%支持戒尺進課堂，41%認為應該增加教師的懲戒權。這讓沈逢春頗受鼓勵，稱“學校會堅持將‘戒尺進課堂活動’做下去”。

　　沈逢春認為，“懲戒文化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但有的孩子“過于嬌慣”，加上輿論對于師生關系的敏感，老師們大多不敢使用懲戒權，擔心會被解讀為“體罰學生”。“‘懲戒教育’缺失令整個教育生態出現了問題，現在一些孩子沒有規矩，不知敬畏，無法無天。學生年齡還小，就像小樹苗，對很多事情仍是懵懂的，需要學校予以正確引導。”沈逢春說，對于不良習慣較多的孩子，倘若現在不管，他們長大了或會被視為“社會的包袱”。

　　這些年來，社會上對“懲戒教育”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，不斷有聲音呼吁“賦予教師懲戒權”。澎湃新聞此前報道，2018年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江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張國新建議，為遏制校園欺凌，應通過立法將教育懲戒權交給學校和教師，“做了錯事如果不受懲罰，只會助紂為虐”。

　　湖北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、副教授李木洲告訴澎湃新聞，教師是國家法定的實施教育的主體，“懲戒權”實際上是教師的一種職業權力。在他看來，在具體教育過程中，根據學生不當行為的性質、表現及嚴重程度，教師可以實施不同的懲戒權，一般而言，包括批評權、隔離權、罰沒權、留置權、警示權、剝奪權、評定權以及叫家長或交由學校處理等強制性權力。

　　“對于較輕微的偏差行為，一般采取批評和警示教育即可。只有對于較嚴重或嚴重的偏差行為，才應該采用較為嚴厲的措施實施懲戒。”李木洲認為，具體而言，懲戒的方法與度，確實很難把握，在于教師對懲戒權的認識是否深刻到位。

　　“教師如何實施懲戒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教育藝術，需要教師具備較高的教育素養，特別是在實施懲戒之時能夠做到張弛有度、靈活把握和注重后效。應該說，懲戒不是目的，而是教育手段。” 李木洲說。

　　事實上，已有個別地方對賦予教師懲戒權予以支持。2019年4月12日，廣東省司法廳在官方網站公布了《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(草案)》，公開征求社會意見，受到廣泛關注。該草案專門明確了中小學教師的管教權和學校合理的教育懲戒措施，規定學校和教師依法可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。比如，對學生上課期間不專心聽課、不能完成作業或者作業不符合要求、不遵守上課紀律等行為，中小學教師可以采取一定教育懲罰措施。

　　而在更早的2017年3月,《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》施行，其中規定，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，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;情節嚴重的，視情節給予處分;學校的懲戒規定應當向學生公開。這是地方第一次將“懲戒”正式寫入規章辦法，一度引發輿論熱議。

　　“這是一件好事。”沈逢春稱，將“懲戒教育”引入課堂，只要掌握好“度”，是有效的，也是對孩子負責。

　　不過，關于教育懲戒權，國家層面還缺乏明確而系統的法律規定。《北京日報》此前報道稱，無論《教育法》《教師法》還是《義務教育法》，對于教育懲戒都沒有明確規定，只在2009年教育部印發的《〈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〉通知》中，規定了“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力”，但對于“適當方式”“批評教育”以及后續手段等，則未作具體說明。

　　對此，全國人大代表、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今年3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，建議修改《教師法》，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，明確其具體內容和適用邊界。“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確什么是教育的懲戒權，明確它的邊界，哪些是教育懲戒的內容或者形式，哪些不屬于教育懲戒的范疇，使得教育懲戒權不能過度。”周洪宇表示。